家乡网太古洋行
太古车糖公司 佚名 人物 1920年 纸本：77x50cm
太古车糖公司（左）黄宗炎款 西园雅集 纸本：100x38cm，（右）佚名 山水 纸本：100x38cm
太古洋行创办人J.S.斯怀尔早年是英国利物浦的出口商。来华设行初期，以推销英国纺织品和采购中国茶、丝为主要业务。1872年斯怀尔在英国集资36万镑，在上海设太古轮船公司，1883年资本增至50万镑。1882年在香港筹设太古车糖公司，1884年投产。其子嗣1900年在香港创办太古造船所，1904年设天津驳船公司，1934年在上海与英商品清洋行合设永光油漆公司。这些企业名义上各自独立，实际上购销业务均由太古洋行办理。由此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资本集团。
太古轮船公司创立后，太古洋行的营业重心从进出口贸易转为航运。该公司初创时曾先后与美商旗昌轮船公司、中国轮船招商局进行激烈竞争。1872年其船队仅有江轮 4艘，至1908年增至各类轮船60余艘，1933年增至87艘。在各口岸还拥有码头，仓库和驳船队等各种资产。1878年以后，太古数次与中国轮船招商局、英商怡和轮船公司订立垄断协议，瓜分中国航运业务。20世纪初，日清邮船会社也加入协议。数十年间太古实力常居首位。初期太古营业范围以长江、沿海和日本各航线为主。20世纪以后,扩大到南洋群岛和澳大利亚的航线，同时在长江上还经营庞大的驳运业务。
太古洋行还广泛兼营各种代理业务。1867年起就为英国蓝烟囱轮船公司代理远洋运输，以后又为英国东方保险公司等大公司代理保险业务，也为各国商号代理各种货物的购销业务，发展为远东著名的资本集团。1954年，太古洋行在中国大陆的业务结束。
天津太古洋行大楼是太古洋行在中国天津建造的分行大楼。该分行开设于1881年，选址在天津英租界的主要街道维多利亚道（今解放北路165号），作为天津租界时代留存下来的重要建筑之一，该建筑目前是重点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现为天津市建工集团机关办公楼。
天津太古洋行大楼
太古洋行大楼（汉口）是英资太古洋行（Butterfield ＆ Swire Co）在中国汉口建造的分行大楼。该楼建于建于1918年至1937年间，位于位于汉口外滩原英租界河街，即今沿江大道140号，两侧分别是横滨正金银行大楼和花旗银行大楼。该楼地面4层，砖木结构，建筑风格为古典式，外墙大面积使用麻石，部分采用红砖清水墙，形成鲜明对比。后来为武汉航道工程局使用。该楼被列为武汉优秀历史建筑。
太古洋行大楼（汉口）
太古洋行是在华外商航运公司中规模最大者, 甚至在整个中国航运市场都执牛耳地位, 尤其在内河航运方面。太古透过代理方式在航业界的触角甚多, 包含有: 中国航业公司（China Navigation Co. 总部设在伦敦, 太古亦是该公司的大股东）; 海洋轮船公司（Ocean Steam Ship Co.）; 中国互助轮船公司（China Mutual S. N. Co.）; 太古轮番公司（Tai-Koo Chinese Navigation Co.）; 蓝烟囱轮船公司（The Blue Funnel Line）; 澳洲东方轮船公司（Australian Oriental Line）及香港太古造船厂（Hong Kong Tai-Koo Dock Yard & Engineering Co.）等。
太古轮船新疆号在香港（图片来源: John Swire & Sons Ltd.）
太古轮船金华号在广东（图片来源: John Swire & Sons Ltd.）
英商太古洋行是商场习惯之称，中译名应为太古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设于英国伦敦，1867年最初在上海设立分行，继而1870年在香港设立太古洋行总行。广东中山籍的莫氏家族五代百年一直在太古任职。
太古洋行是英国本土著名的财阀集团约翰史维亚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企业之一。该公司控制的子公司除太古洋行之外，还有一系列的航运公司、航空公司、贸易公司、工程公司等10多家，这些子公司的在华业务，统由太古洋行代理。另外，该公司在英美和西欧各国取得80间厂商的代理权，其代理业务都拨给太古洋行统一经营，业务十分庞大。
广州太古分行于1881年开办，行址在沙面英国领事馆侧，是香港总行的广州分行。广州分行业务不大，本身没有资金，主要是代理总行的广东方面的航运业务，后来兼代销太古糖。本文着重将广州分行的航运业、糖业两项业务分述于后。
航运业
太古总行代理的轮船公司有蓝烟通公司和黑烟通公司。蓝烟通公司建于1866年，经营远洋航运，与广州太古分行关系不大。广州太古分行主要代理黑烟通公司。黑烟通船经营中国内河航运和沿海航运。（略）
车糖
太古在香港有自己建造的炼糖厂，多半在古巴购进原料，用机器炼成各色车白糖，每包装135斤，此外尚有50斤装的冰糖和小包装的洁白砂糖及方糖。当时，宁波江厦有一条糖行街，其间糖行林立，太古将车糖售与这些糖行，再由糖行批发与本埠和内地的大小南北货商店。同时，还经营远近期装船的定货交易。有即装者，一月装者，二月装者，亦有三月装者。前来分期分号的订货，动辄数千包。价格通常按世界糖价和市场需要由太古定，糖商可以还价，最后由香港定夺，香港将成交之糖，按期交货，大都用轮船直放，杂以在香港所能揽得的其他货物。这样，太古可省却一项转口费用，糖商也免去一道转口损耗。因此销糖业务繁盛。
在宁波倾销食糖的，不仅有太古，还有英商怡和糖广，但怡和在宁波只有一个糖经理陈筱宝，不及太古有分公司，难与太古竞争。后来日本的三菱、三井等日糖倾销中国。日本对外贸易野心很大，其政府对日糖出口予以补贴，使之处境优越，便予推销。而在其本国市场上，糖价高贵，以补偿出口之损失。日商在宁波虽只有一个糖经理陈松翔，但他们依靠政府补贴，把日糖定价低于太古、怡和之下，使太古怡和居于劣势。太古不甘心于此，凭藉其各地设有分公司的条件，设法向内地推销，于1921年间，先在绍兴开设“益源”糖行，使当地各家糖北贷及零售商均可以就地向益源进货，不必再到宁波批货，因此受到欢迎而盈利颇佳。此后，太古在柯桥、余姚、定海、柴桥、镇海等地也相继设置经理。这种内地设置经理的办法，为怡和及日商所无。怡和糖厂遭日糖竞争的影响，损失严重，宣告倒闭，唯有太古仍能维持。过了一时，抵制日货运动开展，太古车糖又蓬生恢复原状，直到香港太古糖厂被日本人炸毁。
莫应溎撰文
我祖籍广东中山县，1901年在广州出生。我的祖父莫仕扬于1870年出任香港太古洋行远东总行首任买办；其后，我的父亲莫藻泉，胞兄莫干生三代相继担任香港总行买办凡六十余年。太古洋行是英国本土著名的财阀集团约翰史维亚股份有限公司（JOHN SWIRE & SONS CO.LTD.）所属企业之一。该公司设于英国伦敦。它所控制的子公司，除太古洋行之外，还有中国航业公司（俗称黑烟通轮船公司）、远洋轮船有限公司（俗称蓝烟通轮船公司）、中国航运合资公司、香港太古船坞工程有限公司、香港太古炼糖有限公司（俗称太古糖厂）等等。约翰史维亚股份有限公司在华的业务，统由太古洋行代理。
香港太古洋行成立于1870年。香港太古总行因要打开业务，急于物色中国人作帮手。我的祖父莫仕扬在英国人侵占香港以前，原在广州经商，与广州十三行的洋商素有业务往来。英国人占领香港后，他的英籍朋友力劝他趁香港处于开辟时期，到香港做生意。于是我祖父在1860年由广州到了香港，先是经营建筑业，兼营进出口的杂货生意。至1870年香港太古洋行成立的当年，我祖父受史维亚的邀聘担任香港太古总行的买办。1879年祖父去世后，便由我父亲莫藻泉继任买办。
他继任后，着力在扩展祖父创立的黑烟通轮船公司的业务，到1900年，该公司已拥有客货轮十多艘。客货运大量增加以后，营业额随之增大，利润甚丰厚，便又开办了保险业务。除了自行承保一部分外，还代理英国于仁等十多家保险公司的业务。由于太古洋行是以航运业务兼带保险业务，所以业务发展很快。在资本有一定的积累以后，便放弃了客货航运生意，将溢利全部用于建造新船和投资于工业，在香港鲗鱼涌兴建了太古糖厂。太古糖厂的产品白糖，分粗砂和幼砂两种。白糖除供应香港外，大量销入国内，历年运销华北一带的太古糖达数十万担，山东省每年直接向香港购进白糖亦很大宗。至于广州白糖的供应很大部分是太古糖。
投资建造新船方面，首先开设太古船坞。坞内的设备不仅能负担维修二三万吨轮船的业务，而且能建造万吨级的轮船和生产引擎等多种机器。黑烟通轮船公司后期新增的船只，几乎全部是由太古船坞建造的。除此还负担修建本系统各公司和香港英国海军的船舰，同时还对外营业。1917年我父去世，由先兄莫干生继任了香港太古总行的买办。他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太古糖的经营上。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太古糖厂被迫停工。因太古洋行及同系统的各企业工人绝大部分参加了罢工，凡有参加罢工的工人，均被港英当局驱逐出境。
两年后，即1928年，太古洋行为了把糖厂罢工时所受损失转嫁给买办，便以1920年至1925年间，办房代太古洋行购入的蒲包价格高于市价，使太古洋行遭受了80万元损失为理由，要求干生给予赔偿。事情的起因是先兄干生于1919年在食糖生意上赚了大钱之后，曾以港币100多万元在靠近山顶的干诺道建造了一座英国皇宫式的住宅。在这座当时香港最豪华的住宅落成时，邀请太古洋行经理布朗前往参观，引起布朗的怀疑，曾派人员查核干生的帐目。干生本人在经手太古洋行采购蒲包赚了钱，当然是事实。
太古洋行在事隔两年，才以这样的方式，倒过头来要求赔偿，也不近常情。我刚刚在这一年进香港太古洋行任帮买办，经过反复磋商，卒于1929年由干生赔偿港币25万元作了。经此重重打击，干生觉得再干下去，前景也不会好，遂于1931年向太古洋行辞职。这时，太古洋行自觉在华业务已有雄厚基础，能自行处理与华人的业务往来，无需再假手买办，对干生的辞职亦乐于接受。并从此时起，取消了香港总行的买办制度。
至于我自己，自1928年进入太古洋行做帮买办时起，即负责推销太古糖（我是香港糖商总会会长）。太古糖厂因为刚复工，并增加方糖这个新产品，生意急待开展。我为了打开销路，不辞跋涉，走遍西江、四邑（即台山、开平、恩平、新会）、海口等地。这时日本出产的细砂糖已经成为太古糖的劲敌。为了打败日本的竞争，我作出了如下的设计：保证代理商有一定的利润，鼓励他们放手订货。办法是把太古糖批发给代理商时，规定每担价格比市价低五毫，并要求他们预订三个月以后的期货，如果届时食糖跌价，允许他们在下一次订货时照更低的盘码计价，保证他们不仅可弥补损失，拉扯计数还可盈余。因此，各地商人都乐于做太古糖的代理商，销售额很快便恢复到太古糖厂停工以前的水平。
我自己亦趁机向太古洋行多报沽出数目，在太古洋行的优待价中赚回一笔。我们采取这一着，使日本糖受到很大打击。他们的总代理也采取了同样措施来拉主顾，和我们竞争。经过调查后，我知道日本糖商在华南的总代理是我们的亲家郑道亨。郑是日本华侨，又曾当过天祥洋行及荷兰银行的买办。我一面设法探清他每次从日本运糖来香港的船期，在他的货物将要到达时，通知太古洋行突然削价大量抛出太古糖，使各地向郑订货的商人都受到损失，从而使新到的日本糖滞销；一面派人劝告郑不要再经营这种业务，否则必定亏本。郑初时不加理会，继续进货。他是代日本厂商包销的，所有由货价低跌造成的损失，都要由他自己全部负担。经过几次较量后，他经不起亏损，便不敢再干了。
1935年以后，市头、新造、惠阳、东莞、顺德五大糖厂已先后建成，揭阳糖厂接着又投入生产。它们都生产机制白糖，因不用缴纳进口税，成本较太古糖为低。它们的产品除在本地推销外，并运销华北各省。国内各地市场只有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才销一些香港太古糖，否则都以销售国产糖为主。太古糖因此受到很沉重的打击。加上日本糖在远东地区大量倾销，太古糖的销路便日益狭窄。太古洋行的全盛时代，一直维持到1941年12月，日本人占领香港，太古洋行被日本人接管时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