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传玖 - 中国美术家

萧传玖（1914-1968）

萧传玖（1914-1968）出生在湖南长沙天鹅塘一个普通百姓的家庭。父亲是一位在当地颇有名气的书法家，以卖字为生，长沙许多大商店的招牌均出自他的手笔。母亲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妇女。萧传玖三岁那年，父亲病逝，家庭经济陷入困境。他母亲靠绣花担起了维持全家生活的重担。十二岁那年，他小学毕业后，以优秀的成绩考进长沙妙高峰中学。1929年，初中毕业，他很想继续读书，并想学画，当一名艺术家。但他想到家境贫寒，不忍心向母亲启齿表达自己的心迹。

这时，有人介绍他去考长沙第一师范，他又不愿改变自己的志向。正在此时，邻居来了一位在上海当小学图画教师的亲戚，发现萧传玖是一位既聪明又有志向，并有艺术天赋的少年，愿意带他去杭州报考专门学画的学校，并说，能考上公费最好，万一考不上，愿意再介绍他到苏州去当小学教员。善良的母亲见儿酷爱艺术，不愿埋没他的才能，含泪取下唯一的一副金耳环，唤他去换钱买船票。就这样，萧传玖随那位好心的小学图画教员于1929年7月到了杭州。

那位小学教员把他带到颇有名气的糕饼店“颐香斋”。老板见他长得眉清目秀，又有志气，很是喜欢，便留他住在店堂账房里。几天后，萧传玖参加了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考试。进了考场，监考老师发给每个考生一小块小馒头和一根炭条。他不知道这一小块馒头是干什么用的。看到别的考生用炭条当铅笔作画，用那一小块馒头橡皮时，才恍然大悟。但他从未尝试过画木炭画，考试结束时，感到没有画出自己平时的水平。发榜前一天的夜里，他怎么也睡不着。第二天跑到校门口，才知道自己考取了。他欣喜万分，老板也以此为荣。待他更加客气，让他一直住到开学。第一学期的学费也是“颐香斋”老板送的。十六年后萧传玖以教授身份回到杭州定居时，曾带着妻子专程去拜谢这位当年在困难时给了他帮助的店主。

能够进入国立艺专，使萧传玖振奋不已，他决心发奋学习，以实现自己当一个艺术家的愿望。由于他刻苦努力，在班上虽年龄最小，学习成绩总是数一数二。当时艺专对成绩优秀而家境困难的学生设有奖学金，前三名学费可免交。他给自己立下的规矩是每学期的成绩必须在前三名内。他还通过勤工俭学解决生活困难。有时实在没钱交伙食费时，他只能在寝室里挨饿。住在同一间寝室的同学，就想方设法从饭堂里带点饭回来让他充饥。在艺专的第二年，要分专业，萧传玖很想学油画，可是觉得学油画要买纸张、画布、颜料，自己的经济条件不允许，而雕塑专业只要有泥巴就行，于是就放弃学油画的念头，选择了雕塑专业。学了四年，他的学习成绩优异，是个高材生，也是著名雕刻家刘开渠教授的得意门生。毕业时他才十九岁。

1932年，萧传玖参加了“木铃木刻研究会”。这研究会是由当时的进步学生组成，创作的主要是揭露旧社会制度的腐败和国民党官僚们的丑恶本质，鼓舞人民斗志的木刻作品。他创作了《交涉》、《小贩》等大量木刻作品（部分被鲁迅先生收藏），受到了当局的注意。在严峻的形势下，萧传玖已无法在艺专继续学习下去。他与几个同学商量结果，认为争取出国是上策。可是没有路费怎么办？有位同学出了一个主意，要他住到上海另一位同学家里，那位同学的叔叔是个大官僚，这样，不但暂时有的栖身的地方，更主要的是可以免去被捕的危险。萧传玖在那位同学家住了一段时间，受同学之托为他叔叔画了一幅肖像。同学的叔叔非常满意。结果，靠了同学叔叔的资助，萧传玖终于买了上张“黄鱼舱”（最低等舱）船票于1933年到日本东京。

不久，考入了日本大学艺术科。起初，他在工人贩摊上搭伙，可是不久连这点最低的伙食费也交不出来了，只得把红薯买回来煮着当饭吃。后来连红薯也买不起了，不得不给杭州艺专的老同学写信求援。他收到了一位同学寄来的二十元钱，总算渡过了一次难关。几十年后，他回忆此事时说：“那二十元钱可是救命的钱啊！”第二年，他以一座自塑像参加东京第二十三回“二科”美展并获奖。当时审稿非常严格，凡能参加美展的便成为“二科”会员（“二科”是日本美术家一个专门组织，在当时艺术界享有盛誉）。学校当局也因自己的学生能参加“二科”美展而感到骄傲。三年级时，他又以一座《女人体》雕塑第二次参加“二科”美展，并且又一次获奖。萧传玖留学日本期间，曾拜了两位老师：一是著名肖像画家藤岛武二，在他那儿学到了扎实的素描基本功；另一位是著名雕刻家渡边义之，后来他成为渡边的得力助手。当他学完大学四年课程时，渡边曾建议他留在日本大学深造。但此时抗日战争已爆发，东京的反华气焰十分嚣张，有人怂恿他去伪满大使馆登记以换取保护和生活费，他坚决不去。

1937年，他与留日学生归国团一起，搭乘苏联“皇后”号海轮回到了祖国。回国后，他受聘在上海“新华艺专”任教，其时他才24岁。紧接着上海沦陷，又不得不离开上海，回到了阔别八年的故乡湖南。1938年，萧传玖参加了抗战文艺宣传工作。1939年，他应国立艺专邀请，去昆明任教。抗战胜利后，他于1946年应杭州“国立艺专”之聘，重返母校任教，定居杭州。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中，他总是站在进步师生一边，不顾恐吓，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进步同学。当他的好友赵无极夫妇为他买好了飞机票，请他同去法国时，他回答说：“巴黎我何尝不向往，但我更向往看到一个新的、光明的中国。你们走吧！我还是留下来。”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他眼前展现了光辉灿烂的前景。他以高度的热情创作宣传画，和同学们一起上街宣传，表达内心的喜悦和兴奋。1950年，萧传玖担任了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即原国立艺专）雕塑系主任。1953年至1956年，他在北京参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他要完成的是《南昌起义》。1954年，萧传玖被派往朝鲜，设计志愿军烈士陵园纪念碑。1953年至1956年，他完成了《鲁迅先生坐像》。这件作品参加全国美展后，很快被放大树立在上海虹口公园鲁迅墓前（1961年又重新铸成铜像）。

六十年代初，萧传玖在艺术创作和雕塑教育事业上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美术界的地位。1963年他再次出席了第三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1961年，浙江美术家协会成立，他当选为副主席。1965年底、1966年初，萧传玖在平湖参加《地主庄园》雕塑设计，工作尚未完成，“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1966年8月，这位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热爱艺术，勤勤恳恳地把精力献给雕塑事业的人，一夜之间竟成了“罪人”，被戴上了“反革命”、“特务”等帽子，受尽种种折磨，于1968年5月11日晚含冤去世，时年五十四岁。

萧传玖在“文革”前就有一个设想：准备塑一二十件雕塑，表现红军从诞生开始各个时期的战斗经历，以表彰红军的历史功绩，鼓舞人民的斗志。计划先画出素描稿构图，有的用群众像表现，有的用个人像表现，并已着手让女儿帮助收集了部分材料。可惜这一设想却成了泡影。这不仅是雕塑界的损失，也是时代的损失。（编者注：摘自萧家惠撰写的《萧传玖》。建议读者阅读全文，从中得到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