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漾兮(1912-1964)

木刻《张漾兮像》张鼓峰 1982年

张漾兮(1912-1964)张漾兮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小商家庭,取名张国士。他七岁时父母双亡,由叔父抚养。小学毕业后,比他大十来岁的哥哥见这小弟在艺术上颇有天赋,便为其筹足学费,送他去报考四川美术专科学校预科班。天才加勤奋,必然结出丰硕成果。两年预科毕业时,他成绩优秀,深得师友喜爱。学校决定,给这个高才生免费保送入艺专西画科深造。可是,叔父无力供给张国士继续读书。老师、同学得知后,纷纷慷慨捐助,使他能继续学习。一位叫雷兴琮的女生,家庭富裕,她常常把父母给的钱用来帮助一些经济困难的同学代缴学费、伙食费。张国士知道有些同学和老师在资助他,但不知道资助者的全部姓名。在快毕业时,经同学介绍,他才结识了雷兴琮。

1931年,正值张国士毕业前夕,学校里发生了学潮。张国士因参加学潮受到处分,校方拒发毕业证书,并取消了其留校任助教的资格。离校后,张国士进入了失业者行列。雷兴琮的父母见女儿长大成人,便为她说下一门亲事,对方也是一位富家子弟。可女儿坚决反对,声言已经有了恋人,要求婚姻自主。父母见女儿意志坚决,便叫女儿把男朋友叫来见见。张国士从成都到几百里外的安丘县去拜见未来的岳父母,这一天正巧那位已订亲的未婚女婿也来拜见岳父母。雷兴琮的父母打量着坐在一左一右的两位女婿侯选人,感到这两个青年各有千秋。左边这位眉清目秀,知书达礼,颇有才气,且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但好像性格内向,不善言辞,这便是女儿中意的男朋友张国士。

右边那位精明能干,能说会道,且家底殷实,但似乎有些油滑,华而不实。父亲是较为欣赏张国士,而母亲则倾向于那位富家子弟。父母意见分歧,把女儿叫来谈话。“你如嫁给那富家子弟,今后不愁吃穿,日子不会比娘家差。你如嫁给张国士,日后受穷吃苦在所难免,望你慎重考虑。”“我宁愿一辈子受穷也嫁给张国士。”这是女儿的回答。父母见女儿如此铁心,也只好让步。父母提出要以一百亩田和若干财产做陪嫁,但性格倔强的张国士坚决谢绝了。岳父很钦佩这位未来的女婿,对女儿说:“国士穷,但穷得有骨气。”从此,张国士和雷兴琮开始了极其艰苦的共同生活。

二十一岁的张国士到处辗转求职。当过小代课教师,画电影海报、街头广告牌。一向靠佣人侍候的娇小姐雷兴琮,毅然操起锅碗瓢盆,当上了家庭主妇。在没有固定职业的情况下,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为生活所迫,张国士到陕西军阀部队当艺术干事。他亲眼目睹旧军队欺压百姓、虐待士兵的罪恶。他实在呆不下去了,此时正值第一个女儿不幸夭折,便请长假离开了军队。次年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女儿,才一岁多又夭折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不幸的遭遇,使这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感慨万千。他深深感到,人生好比一条小船,在波涛起伏的大海里漂泊。

“路漫漫兮,荡漾兮……”感慨之余,他为自己取了一个笔名—漾兮,这个笔名跟随着他度过了一生。在经受了五年失业之苦后,张漾兮于1936年才找到一份正式工作,任成都《新民报》画刊编辑。1944年,张漾兮从朋友处得到一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在《讲话》精神指导下所发表的一批解放区木刻家作品,他清醒了,他振奋了。他认识到,仅仅以同情的心情去描绘劳动人民的苦难是不够的,木刻应该像鲁迅的杂文那样,是投枪,是匕首。1945年起,他的作品便以新的面貌出现。

自四十年代起,一些特务就受命对张漾兮进行监视,他的名字也被列入黑名单。张漾兮知道已被监视,差不多一年搬一次家,多半住在郊区。张漾兮曾将一幅画交给妻子,嘱其严密收藏。画的是蒋介石的全身像。胸前佩带法西斯勋章的蒋介石,全副武装,两手沾满鲜血,正在戴白手套,脚下还有一条狗正舔着滴下的鲜血,题目叫《屠夫》。这是一幅肖像漫画。这样的讽刺画当然不可能发表,他是准备着留待“天亮”后公之于世的。张漾兮走后,雷兴琮整天担惊受怕,特别是这幅画,她东藏西藏,总感到不安全,后来竟藏得自己也找不到了。她急了,疑心已被特务取走,心情非常紧张,半夜里总听见脚镣手铐的声音。有一天夜里,她突然把儿子和女儿从床上拖起来,抱着两条棉被,拎着一只热水瓶,拖儿带女地逃走,摸黑跑了大半夜,后被巡逻队送回家。

这时,雷兴琮实际上已患了精神分裂症。这时远在香港的张漾兮当他得知妻子患了精神病,如五雷轰顶,他即不能回来照料,又无钱寄回给妻子治病。后来总算在朋友的帮助下,他的两幅木刻《人市》和《抢米》在美国一家杂志发表,得到一笔稿费,托朋友辗转带回成都。可是想不到这笔救命的钱却未能送到妻子雷兴琮手里。雷兴琮的精神病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留下了病根,解放后再治时已无济于事。这导致了张漾兮一家的悲剧。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张漾兮从香港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会后应聘为杭州国立艺专副教授。此后张漾兮一直从事美术教育。张漾兮对学生和青年教师的关怀、爱护和循循善诱是有口皆碑的,凡是接受过他教诲的学生,无不深深怀念张老师。有一位同学专业基础较差,毕业创作时去云南、贵州等地深入生活,打算以少数民族青年的爱情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开始构图时,画了一男一女在拥抱,拿去请教张老师。张漾兮讲了“生活不等于创作”的道理。在老师的启发下,这位同学反复构几次草稿,最后画了一幅场面性构图,表现月夜的大树下,一对对青年男女在弹琴、唱歌,或说悄悄话,画面富有诗意,情调高雅,较完美地体现了少数民族青年自由恋爱的幸福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这位同学的创作获得了成功,好些报刊刊登了这幅作品。张漾兮在指导学生创作时,要求学生必须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同时又要讲究作品的艺术性。他说:“光有好题材、好构思,而不注意艺术手法,那还是不能感动人的。”1955年张漾兮出访匈牙利、罗马尼亚,并带去一批国内版画家的作品,与国外版画家交流。许多外国朋友看了这些版画后,不约而同地认为:作品很好,可惜都是欧洲的风格,看不出中国的风格。他们说:“你们中国有几千的历史,有极其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为什么你们不去学习自己本民族的东西,而要模仿西方人的风格呢?”这引起了张漾兮的深思。他深深感到,中国版画要屹立于世界版画之林,必须解决民族化问题。

1960年张漾兮创作了一幅别开生面的套色木刻《西湖西泠桥》。一改以往的精雕细刻作风,以大刀阔斧的泼辣刀法在木板上纵横驰骋,张漾兮在完成这幅作品后说:“现在回过头来再看我1954年刻的那幅《西湖风光》实在太蹩脚了。”从一个自幼失去父母的孤儿,到由老师、同学资助才能完学业的穷学生;由学校毕业到长期失业;由接连失去两个孩子到妻离子散;由颠沛流离、东躲西藏到妻子患精神病;由疾病缠身到英年早逝,这一切贯穿了他那坎坷的人生。婚后五年,张漾兮一直经受着失业的煎熬。为了生活,妻子雷兴琮去任小学音乐、美术教师,当时又怀上第三个孩子。为使孩子不再夭折,她辞职了。在这种情况下,雷兴琮的父亲见女儿如此受苦受穷,于心不忍,又提出要在经济上接济他们,但张漾兮第二次谢绝了。他堂堂男子汉的气慨使岳父感叹而敬佩。

解放后,张漾兮总算见到了光明,职业也有了保障,生活安定了,经济改善了,他把妻子儿女从成都接到杭州,全家总算团圆。而然不幸又接踵而至。妻子没有因全家团聚而过上幸福生活,精神病再度复发,使张漾兮又重堕苦海。加上他的工作繁重艰辛,使张漾兮心力交瘁。他病倒了,多年的肺气肿转为肺心病,每况愈下。张漾兮热爱生活、热爱事业,他还有宏大的创作计划,他打算沿着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线去走一趟,沿途画一批素描,创作一大批反映红军长征的史诗般版画。他还打算把过去画过的鲁迅小说《祥林嫂》的插图加工成一批黑白木刻连环画。他打算搞一套十二张西湖风景水印木刻组画。他还想租条小船,沿富春江而上与大儿子一起去画一批浙江风土人情写生,父子合作,创作一批富春江风情版画。

遗憾的是他疾病缠身,壮志难酬,张漾兮搁下了为之奋斗一身的版画事业而倒下了。追悼会上,在张漾兮遗像两侧有一对挽联,这是他的学生们表示对他一生艺术的敬仰和失去这位导师的哀悼,挽联写道:“挥刀一生,开来继往,受尽当年艰苦,替我辈披荆斩棘,何奈功成身逝;受教数载,感恩怀德,誓继严师遗志,为工农献身革命,惟师业绩长存。”(编者注:摘自张漾兮之子张鼓峰撰写的《张漾兮》。文章不仅感人,还富有教益,建议读者阅读全文。)

木刻《擦皮鞋的孩子》(25x19cm)1945年 张鼓峰藏

木刻《饥饿的愤慨》(22x17cm)1946年 张鼓峰藏

木刻《丰收果实》(21x18cm)1947年 张鼓峰藏

木刻《抢米》(23x30cm)1947年 张鼓峰藏

木刻《人市》(30x48cm)1947年 张鼓峰藏

木刻《煤矿工人》(30x40cm)1948年 张鼓峰藏

木刻《鲁迅先生》(34x24cm)1948年 张鼓峰藏

油画《强渡金沙江》1951年 张漾兮、庄子曼合作

木刻《咱们的队伍来了》(25x34cm)1949年 张鼓峰藏

套色木刻《修堤防灾》(33x26cm)1950年 张鼓峰藏

套色木刻《牧歌》(46x32cm)1954年 张鼓峰藏

套色木刻《西湖风光》(24x29cm)1954年 张鼓峰藏

水彩《匈牙利拖拉机手》(45x35cm)1955年 张鼓峰藏

水墨《匈牙利老战士》1955年 张鼓峰藏

水彩《罗马尼亚农民》(40x27cm)1955年 张鼓峰藏

水彩《罗马尼亚演员》(40x27cm)1955年 张鼓峰藏

木刻《运粮入社》(38x100cm)1958年 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藏

套色木刻《西湖西冷桥》(35x27cm)1960年 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