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漾兮 - 中国美术家

张漾兮（1912-1964）

木刻《张漾兮像》张鼓峰 1982年

张漾兮（1912-1964）张漾兮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小商家庭，取名张国士。他七岁时父母双亡，由叔父抚养。小学毕业后，比他大十来岁的哥哥见这小弟在艺术上颇有天赋，便为其筹足学费，送他去报考四川美术专科学校预科班。天才加勤奋，必然结出丰硕成果。两年预科毕业时，他成绩优秀，深得师友喜爱。学校决定，给这个高才生免费保送入艺专西画科深造。可是，叔父无力供给张国士继续读书。老师、同学得知后，纷纷慷慨捐助，使他能继续学习。一位叫雷兴琮的女生，家庭富裕，她常常把父母给的钱用来帮助一些经济困难的同学代缴学费、伙食费。张国士知道有些同学和老师在资助他，但不知道资助者的全部姓名。在快毕业时，经同学介绍，他才结识了雷兴琮。

1931年，正值张国士毕业前夕，学校里发生了学潮。张国士因参加学潮受到处分，校方拒发毕业证书，并取消了其留校任助教的资格。离校后，张国士进入了失业者行列。雷兴琮的父母见女儿长大成人，便为她说下一门亲事，对方也是一位富家子弟。可女儿坚决反对，声言已经有了恋人，要求婚姻自主。父母见女儿意志坚决，便叫女儿把男朋友叫来见见。张国士从成都到几百里外的安丘县去拜见未来的岳父母，这一天正巧那位已订亲的未婚女婿也来拜见岳父母。雷兴琮的父母打量着坐在一左一右的两位女婿侯选人，感到这两个青年各有千秋。左边这位眉清目秀，知书达礼，颇有才气，且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但好像性格内向，不善言辞，这便是女儿中意的男朋友张国士。

右边那位精明能干，能说会道，且家底殷实，但似乎有些油滑，华而不实。父亲是较为欣赏张国士，而母亲则倾向于那位富家子弟。父母意见分歧，把女儿叫来谈话。“你如嫁给那富家子弟，今后不愁吃穿，日子不会比娘家差。你如嫁给张国士，日后受穷吃苦在所难免，望你慎重考虑。”“我宁愿一辈子受穷也嫁给张国士。”这是女儿的回答。父母见女儿如此铁心，也只好让步。父母提出要以一百亩田和若干财产做陪嫁，但性格倔强的张国士坚决谢绝了。岳父很钦佩这位未来的女婿，对女儿说：“国士穷，但穷得有骨气。”从此，张国士和雷兴琮开始了极其艰苦的共同生活。

二十一岁的张国士到处辗转求职。当过小代课教师，画电影海报、街头广告牌。一向靠佣人侍候的娇小姐雷兴琮，毅然操起锅碗瓢盆，当上了家庭主妇。在没有固定职业的情况下，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为生活所迫，张国士到陕西军阀部队当艺术干事。他亲眼目睹旧军队欺压百姓、虐待士兵的罪恶。他实在呆不下去了，此时正值第一个女儿不幸夭折，便请长假离开了军队。次年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女儿，才一岁多又夭折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不幸的遭遇，使这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感慨万千。他深深感到，人生好比一条小船，在波涛起伏的大海里漂泊。

“路漫漫兮，荡漾兮……”感慨之余，他为自己取了一个笔名—漾兮，这个笔名跟随着他度过了一生。在经受了五年失业之苦后，张漾兮于1936年才找到一份正式工作，任成都《新民报》画刊编辑。1944年，张漾兮从朋友处得到一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在《讲话》精神指导下所发表的一批解放区木刻家作品，他清醒了，他振奋了。他认识到，仅仅以同情的心情去描绘劳动人民的苦难是不够的，木刻应该像鲁迅的杂文那样，是投枪，是匕首。1945年起，他的作品便以新的面貌出现。

自四十年代起，一些特务就受命对张漾兮进行监视，他的名字也被列入黑名单。张漾兮知道已被监视，差不多一年搬一次家，多半住在郊区。张漾兮曾将一幅画交给妻子，嘱其严密收藏。画的是蒋介石的全身像。胸前佩带法西斯勋章的蒋介石，全副武装，两手沾满鲜血，正在戴白手套，脚下还有一条狗正舔着滴下的鲜血，题目叫《屠夫》。这是一幅肖像漫画。这样的讽刺画当然不可能发表，他是准备着留待“天亮”后公之于世的。张漾兮走后，雷兴琮整天担惊受怕，特别是这幅画，她东藏西藏，总感到不安全，后来竟藏得自己也找不到了。她急了，疑心已被特务取走，心情非常紧张，半夜里总听见脚镣手铐的声音。有一天夜里，她突然把儿子和女儿从床上拖起来，抱着两条棉被，拎着一只热水瓶，拖儿带女地逃走，摸黑跑了大半夜，后被巡逻队送回家。

这时，雷兴琮实际上已患了精神分裂症。这时远在香港的张漾兮当他得知妻子患了精神病，如五雷轰顶，他即不能回来照料，又无钱寄回给妻子治病。后来总算在朋友的帮助下，他的两幅木刻《人市》和《抢米》在美国一家杂志发表，得到一笔稿费，托朋友辗转带回成都。可是想不到这笔救命的钱却未能送到妻子雷兴琮手里。雷兴琮的精神病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留下了病根，解放后再治时已无济于事。这导致了张漾兮一家的悲剧。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张漾兮从香港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会后应聘为杭州国立艺专副教授。此后张漾兮一直从事美术教育。张漾兮对学生和青年教师的关怀、爱护和循循善诱是有口皆碑的，凡是接受过他教诲的学生，无不深深怀念张老师。有一位同学专业基础较差，毕业创作时去云南、贵州等地深入生活，打算以少数民族青年的爱情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开始构图时，画了一男一女在拥抱，拿去请教张老师。张漾兮讲了“生活不等于创作”的道理。在老师的启发下，这位同学反复构几次草稿，最后画了一幅场面性构图，表现月夜的大树下，一对对青年男女在弹琴、唱歌，或说悄悄话，画面富有诗意，情调高雅，较完美地体现了少数民族青年自由恋爱的幸福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这位同学的创作获得了成功，好些报刊刊登了这幅作品。张漾兮在指导学生创作时，要求学生必须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同时又要讲究作品的艺术性。他说：“光有好题材、好构思，而不注意艺术手法，那还是不能感动人的。”1955年张漾兮出访匈牙利、罗马尼亚，并带去一批国内版画家的作品，与国外版画家交流。许多外国朋友看了这些版画后，不约而同地认为：作品很好，可惜都是欧洲的风格，看不出中国的风格。他们说：“你们中国有几千的历史，有极其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为什么你们不去学习自己本民族的东西，而要模仿西方人的风格呢？”这引起了张漾兮的深思。他深深感到，中国版画要屹立于世界版画之林，必须解决民族化问题。

1960年张漾兮创作了一幅别开生面的套色木刻《西湖西泠桥》。一改以往的精雕细刻作风，以大刀阔斧的泼辣刀法在木板上纵横驰骋，张漾兮在完成这幅作品后说：“现在回过头来再看我1954年刻的那幅《西湖风光》实在太蹩脚了。”从一个自幼失去父母的孤儿，到由老师、同学资助才能完学业的穷学生；由学校毕业到长期失业；由接连失去两个孩子到妻离子散；由颠沛流离、东躲西藏到妻子患精神病；由疾病缠身到英年早逝，这一切贯穿了他那坎坷的人生。婚后五年，张漾兮一直经受着失业的煎熬。为了生活，妻子雷兴琮去任小学音乐、美术教师，当时又怀上第三个孩子。为使孩子不再夭折，她辞职了。在这种情况下，雷兴琮的父亲见女儿如此受苦受穷，于心不忍，又提出要在经济上接济他们，但张漾兮第二次谢绝了。他堂堂男子汉的气慨使岳父感叹而敬佩。

解放后，张漾兮总算见到了光明，职业也有了保障，生活安定了，经济改善了，他把妻子儿女从成都接到杭州，全家总算团圆。而然不幸又接踵而至。妻子没有因全家团聚而过上幸福生活，精神病再度复发，使张漾兮又重堕苦海。加上他的工作繁重艰辛，使张漾兮心力交瘁。他病倒了，多年的肺气肿转为肺心病，每况愈下。张漾兮热爱生活、热爱事业，他还有宏大的创作计划，他打算沿着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线去走一趟，沿途画一批素描，创作一大批反映红军长征的史诗般版画。他还打算把过去画过的鲁迅小说《祥林嫂》的插图加工成一批黑白木刻连环画。他打算搞一套十二张西湖风景水印木刻组画。他还想租条小船，沿富春江而上与大儿子一起去画一批浙江风土人情写生，父子合作，创作一批富春江风情版画。

遗憾的是他疾病缠身，壮志难酬，张漾兮搁下了为之奋斗一身的版画事业而倒下了。追悼会上，在张漾兮遗像两侧有一对挽联，这是他的学生们表示对他一生艺术的敬仰和失去这位导师的哀悼，挽联写道：“挥刀一生，开来继往，受尽当年艰苦，替我辈披荆斩棘，何奈功成身逝；受教数载，感恩怀德，誓继严师遗志，为工农献身革命，惟师业绩长存。”（编者注：摘自张漾兮之子张鼓峰撰写的《张漾兮》。文章不仅感人，还富有教益，建议读者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