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青铜器

素爵（河南偃师出土，商代早期），饮酒器，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之一。

司母戊大方鼎（河南安阳出土，商代中期）。鼎高一百三十三厘米，重八百七十五公斤，可以烹煮整只牲畜。是我国现已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器。鼎上有铭文“司母戊”三字，是商王祭祀用的重器。

偶方彝（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商代后期）。两件方彝联为一体，造型奇特，是一九七六年发现的前所未见的一种大型贮酒器。

龙足鼎（江西清江出土，商代后期），烹煮器。它的出土地点远在长江以南，说明商文化在我国南方的分布很广泛。

弦文甗（音演）（辽宁克什克腾旗出土，商代后期），蒸器。这件甗的出土地点远在长城以北，为研究商文化在我国北方的分布，提供了重要资料。

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早期墓青铜器出土情况。其中“燕候”铭文的青铜器，进一步证实了周初燕国的封地就在北京一带。

何尊（陕西宝鸡出土，西周早期），盛酒器。器底有铭文一二二字，追记了周武王推翻商朝以后，确定在今洛阳地区建立新都的史实。

卫鼎（陕西岐山出土，西周中期）烹煮器。器内壁有铭文二0七字，记载了裘（职务）卫（人名）与邦君（诸侯）厉（人名）之间土地转让的情况，反映了奴隶主土地国有制的动摇，是研究古代社会发展史的珍贵史料。

昂首虺（音毁）纹尊（湖南衡山出土，春秋时期），盛酒器。尊口沿上有一圈昂首小蛇的纹饰，奇特罕见。器物形制保留了西周时代的风格。可见我国中原和南方地区文化融合交流的情况。

越王勾践剑（湖北江陵出土，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南方在兵器铸造方面，特别是吴、越的宝剑，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把楚墓中出土的剑，长五十五点七厘米。剑刃至今锐利。剑上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的铭文。

错金蟠虺纹编钟（四川涪陵出土，战国时期），乐器，共十四枚，其中八枚有错金纹饰。

错金银云纹犀尊（陕西兴平出土，战国晚期），盛酒器。此尊形象雄健，体态逼真。我国青铜器以动物为形象的传统，早在商代就有发现，但形制质朴，不如这件犀尊精美生动。

镶嵌宴乐水陆攻占纹壶（四川成都出土，战国时期），盛酒器。图分三层：上层是采桑、竞射；中层是狩猎、宴乐；下层是水陆攻战。

纹饰编细部。

漆绘四耳盆（广西贵县出土，秦汉之际）。盛水器。器物表面有彩色人物动物漆画，笔法与西汉帛画相似。漆绘青铜器是战国至秦汉时期青铜器发展中的新创造，过去很少发现。一九七六年我国在贵县罗泊湾大墓中发掘出了三件。

吊人矛（云南晋宁出土，西汉），兵器。矛侧悬吊两人，反映了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压迫。

错金银铜车饰（河北定县出土，西汉），马车上的装饰品。器物通体为错金银狩猎纹，分为四节，有龙飞凤舞，射虎猎熊，跨象骑驼等花纹，图案生动，制作精美。右为纹饰展示图。

铜车马武士俑群（甘肃武威出土，东汉）。这批铜车马武士俑共一百二十六伯，出土于东汉一座姓张的将军夫妇全葬墓。这是其中一部分铜车马武士俑。

金银平羽人花鸟铜镜（河南郑州出土，唐代）。这种用金银薄片和漆制作的纹饰的青铜镜，是唐代青铜工艺的新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研究最近从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青铜器。

故宫博物院修复厂工人在修复古青铜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