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网文革时期常用词汇的英译
前言
一
汇编《文革时期常用词汇的英译》，仅涉及词汇学上的问题。语言本身并没有阶级性，它一视同仁地为各阶级服务。当然，阶级斗争也影响到语言。《英译》中包括一些词组、用语、和句子。为简便起见，统称词汇。词汇中，有文革的专有词汇，如“斗私批修”、“文攻武卫”。也有文革时期常用的一般词汇，如“把群众当成阿斗”中的“阿斗”、“自留地”，等等。一个词汇，往往有多种译法，只有根据上下文才能找出比较准确的译法。《英译》中多数词汇只列出一种译法，并且是文革时期的译法，有些译法，编者做了点修改。读者可以尝试自行翻译。
多年来，我一直想完成这一汇编，有几个条件是具备的：
（一）1965年考上清华大学，从同年8月跨进二校门“清华园”，到1970年1月告别在“清华园”原址上耸立的“毛主席挥巨手”塑像，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风暴中心的惊涛骇浪。
（二）家庭受到冲击，被抄家。父亲被游街、批斗、监护、隔离审查，一直到“五七干校”。兄弟姐妹共六人，我赶上末班车考上大学，小弟弟算是照顾家庭留城，其余四个全是知青，插队或到生产建设兵团。
（三）父系亲属中，投河自杀的，监督改造的，历史反革命的，现行反革命的，总之，基本齐全。至于母系亲戚，由于绝大部分都在香港，故未受到冲击。
（四）1970年毕业被分配到在安徽的马鞍山钢铁公司焦化厂，到1976年底调到在广州的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在焦化厂和同学们和工人们在一起，度过了一生中很值得怀念的时光。说起来，文革十年，我不是在学校，就是在工厂。
（五）手头有一些文革时期常用词汇英译的资料。这些资料不算官方的话，也算是供官方翻译时的参考。这点很重要。因为那时候，世界已经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将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传遍全世界，是项政治任务。参与翻译的，不可能是工农兵，除极少数外国专家外，只能是知识分子。他们一定是慎之又慎，唯恐出半点差错。
比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就译作“government workers”。现在，要是有某个机关代表团出国访问，你将这些贵宾介绍为“government workers”的话，你这个翻译也不用当了。轻则水平低下，重则有意抹黑。其实，这样翻译也无大错。美式足球大赛，纽约的巨人队夺得冠军，纽约举行庆祝游行，百老汇大街两旁建筑物里的办公室人员都拥到靠马路的窗前。电视台实况报道时，也称他们为“office workers”。在美国，这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被称作“government employees”（政府雇员）。实际上，美国人并没有“机关”这个概念。政府就是政府，其他该叫什么就叫什么。
1972年尼克松的访华，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1974年，新中国第一个科技工作者代表团访问美国。我在南海海洋所的前辈（我父亲曾是他的老师，他妻子是我的老师）夏堪源先生是代表团的成员。代表团的英文全称为“Delegation of the Chinese Scientific & Technological Workers”。时任总统的福特在白宫高规格地接见他们，夏先生作了致辞。福特总统听完后，讲了一句“You are brave!”（你很勇敢！）。这可以说是赞赏了。因为在这之前，听、说英文的机会几乎没有。敢说就很不错。
二
但是，我却没有下笔，主要原因是：
（一）年轻人对这些词汇会很陌生，甚至闻所未闻。会觉得不可思议，可笑之至。
（二）难度实在太大。这些难度包括：1. 意译还是直译；2. 思维和表现方式的差异；3. 中文的修辞手法。而它们之间又彼此关联。
1. 意译还是直译。文革期间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一把锉刀捅破窗户纸，知识又回到工农兵手里”。意思很好理解，就是说知识与工农兵之间只隔了薄薄一层纸，现在把它捅破了。译成英文的话，除非意译，否则，翻译出来人家也不明白。这就是中文的奥妙之处。但是，无论意译还是直译，都失去了中文的原味。另外，同一个词，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解释也就不同。比如，文革时期的所谓“黑帮分子”，指的是“反党阴谋集团”成员，并非英文中的“gangster”或“mafia member”，或现在“打黑”中的黑帮分子。这类黑帮分子早在文革前就被镇压了。但在英译中，也往往将文革时期的“黑帮分子”译为“gangster”。又比如“粮票”，译为“grain coupon”就不是很准确，粮票是严格定量的，而不是折扣券。
2. 思维和表现方式的差异。比如说，“将他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外国人会想打翻在地就行了，干嘛还要再踩上一脚。同样，“把他斗倒斗臭”也是如此。中文这样表达，并不是说中国人爱走极端，而是汉字特点的延伸结果。显然，两个双音节词“斗倒斗臭”显然比一个双音节词“斗倒”或“斗臭”有力得多。“再踩上一只脚”，是用夸张的方法予以强调。
英国人（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许多英国移民的后裔）是沉默寡言的民族。他们说起话来有许多含蓄的方式，这在别国语言里或许要用些强有力的副词来表达。依照英文语言学的一位权威的说法，She is rather good-looking（直译“她还挺好看”），在英国人嘴里简直是一句极口夸赞女子容貌的话。让中国人说的话，往往会说：“She is very beautiful”。在英国人听来，该名女子的姿色必定倾国倾城无疑了。中国人讲话比较直截了当，要是含蓄表达的话，就要从另一方面理解了。同样的表达方式，英文里的“Won't you sit down?”，是诚心诚意请人家坐。而中文里说一句“不坐一会吗？”，是隐约地暗示人家好走了。
有时用一种明知故问的问句来表明否定的语气，这点，中、英文类同。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记得，在文革后期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有一项压倒一切的最高指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里的“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就是对邓小平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否定。有些明明是肯定句，却具有否定的力量。这点，中、英文也类似。中文中“我怕她！”，意思是“我才不怕她”。
英文是格外以喜欢结构的经济和简单出名的，除了足敷应用的词以外，决不多用一个。一个宇航员在返航途中，给地面指挥中心发出的信息，可能只有两个词“Mission completed”（使命完成）。2012年8月6日，「好奇号」（Curiosity）火星漫游车成功降落火星，负责主持设计与建造的一名年仅三十多岁的华裔太空工程师（Allen Chen），当「好奇号」安全降落火星时，在南加州的巴莎迪纳（Pasadena）喷射推进实验室（JPL）宣布：“Touchdown confirmed（登陆已获确认）。”
中文的文字表达也是简洁明了的。《联合国宪章》的几大语言版本，就以中文版本篇幅最少。而非必要地添加文字，只是为了达到某种效果而已。
3. 中文的修辞手法。这里主要讲讲对偶和排比，这两种修辞方法在文革时期用得最多，也用得最滥。忆苦思甜时，“阶级苦，民族恨”，“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些对偶句是少不了的。批斗会上，也是“什么藤蔓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由于中国文字的结构特点，对偶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联，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是独一无二的。记得中学时，老师讲，以前有人出了一句上句，请对下句。上句是“梅花下地鱼鳞薄”，居然有人对出“竹叶上天龟壳厚”的下句。大家想想，有没有更贴切的下句？还有，上句是“五月黄梅天”，下句是“三星白兰地”（当时一知名品牌）。民国初，曾流传一副对联，上联是“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下联是“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横批“旁观者清”。对偶这种修辞方法，英译时简直无从入手。中文的文字游戏，尽管可以玩得出神入化，但玩过头，也会招致意料不到的恶果。相对来说，排比句的英译要容易得多。“努力学习最高指示，忠实执行最高指示，热情宣传最高指示，勇敢捍卫最高指示”，就是典型的排比句。
还要提一提的是，修辞学上的“双关”方法。《红楼梦》第四回“护官符”中的“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雪”字谐音双关，指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之一的“薛”家。毛泽东有一次对外宾说：“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一时间，翻译不知所措。在这里，歇后语中又包含了谐音双关。
文革时期的语言，有几个特点，就是紧跟形势，大量引用最高指示（不合时宜地引用要犯错误）；大量使用副词，如“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大量地使用最高级形容词，如“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大量使用各种修辞方法。其特征是：言而无物，废话连篇；指鹿为马，无中生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血口喷人，无限上纲；投石下井，置其死地。总而言之，唯恐天下不乱。
三
讲到词汇，不得不涉及中国文字的特点和构造。
表意文字、音节文字、音位文字（旧称“音素文字”）是文字的三大类型。表意文字单独成为一个体系，音节文字与音位文字合称表音文字（或称为“拼音文字”）。表意文字与语言的语音不发生直接的联系。一篇文章，使用不同方言的人都可以用各自的方言读出来，这篇文章的文字就是表意文字。中文写的文章，用粤语能念，用上海话也同样能念。由于词汇的丰富和语言的不断发展，任何表意文字体系所使用的符号必然是非常复杂和臃肿的。如果语言富于词形变化，表意文字是不能反映这种变化的。
音节文字以表音节的字母（符号）来书写。日文的“假名”最为典型。“假名”符号从表意的方块汉字发展而来。日语的音素比汉语和其他语言简单得多，不同的音节也不多，所以有可能采用这种音节文字。
音位文字中的每一个符号代表一个音位，而不是一个词或一个音节，这就有可能用比较少的符号来书写语言。通常只要用二三十个符号就可以拼写出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里的所有的词。它不但简单得多，而且便利得多。
汉字是世界上许多古代表意文字中唯一能够巩固和流传下来的文字体系。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汉字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拼音文字？下面从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汉语（这里用汉语，而不用另一种说法“中文”，是为了强调“语”）的词，大多数是单音词，不仅同音的很多，比其他语言要多得多，而且词、词根和字往往是一致的。在方块汉字创立时，由于这个特点，使得人们可以利用在代表某一单音节根词的字上，加注表示意义或类属的义符，造成新的字。例如，抱、鲍、饱、刨、雹、胞、孢、苞，都与“包”的音相同或非常相似，它们都是在代表单音节根词“包”的符号上，加注义符而造的新字。依照这个规律，可以创造一组又一组的字。许多单音节根词又和其他单音节根词作为词根组成双音节的词。这些单音的根词和双音的词用得最广也最多。也就是说，汉语的词绝大多数是单音节的和双音节的。尤其在古代汉语里，三个音节以上的词非常少。这个特点使得汉字向形声字的方向发展就能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如果汉语的根词是多音节的，形声词绝不能适应复杂的音素构成变化，而早就发展成为拼音文字了。
（二）汉语语法相对比较简单。汉语的词在语法上的变化很少，也就是说，汉语词形变化是不多的，这一点，与拼音文字体系中的其他语言很不相同。由于汉语词的形态（即词的形式变化，实质上，形态就是词在语言结构中不同用法的标志）不发达，在汉语里各种语法形式和语法范畴形成时，汉语词干没有变化，这使得方块汉字这种表意文字能够有效地表达汉语的词汇语法特点。
关于形态，举个简单例子：
I am a student.
He is a student.
这两个英文句子，表语“am”或“is”的形态是与主语“I”或“He”分不开的，因为英文的主语有决定谓语的形态的职能。
（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停滞、地域封闭和交通闭塞，产生了汉语多方言的现象。方言间语音和词汇方面差别很大，尤其在语音方面。这种情形使得方块汉字能够作为一种“超方言”文字而长期保存下来。
汉字的造字原则从表形、表意，发展到今天的方块形声字，一个方块汉字代表一个音节，这个音节可能是一个词，也可能是词的语音组成部分。例如，“明”包含一个音节，这个字代表汉语里的一个词。但是，在复音词“明天”里，它只是这个词的一个音节。又如在“蚯蚓”、“蟑螂”、“蜈蚣”、“葡萄”、“玻璃”里，每一个方块字只代表一个音节，将其拆开，单独的字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词可能是一个字，也可能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组成的。随着生产、科学、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汉字也随着这种发展而大量创造出来。字又组合成新词，如此反反复复，推陈出新，层出不穷。加上时间和地域的关系，长年累月地发展下来，就形成了汉语既丰富精密，又臃肿繁难。
四
现代汉语的词汇大致有四个来源：由构词法构成的词；外来词；方言和略语。由构词法构成的词不再论述。
1. 外来词：从别种语言吸收过来的词语。有译音的，如“苏维埃”、“尼龙”（nylon）；译意的，如“互联网”（internet）；译音加表意的，如“卡片”（card）、“卡通片”（cartoon）、“芭蕾舞”（ballet）；半译音半译意的，如“冰淇淋”（ice cream）；译音加创意的，如“幽默”（humor）、“脱口秀”（talk show）、“可口可乐”（Coca Cola）；直接从日语借用的，如“场合”、“手续”、“干部”、“支部”、“派出所”。
2. 方言：不少的方言，尤其是粤语方言，被借用。如“打的”、“买单”（从粤语“埋单”而来）、“放水”、“淡定”、“猛料”、“企稳”、“乌龙”、“八卦”（指新闻）等等。
3. 略语：也称“缩略语”。由于汉语的双音词用得非常频繁，大量的名称便予以简缩，如“土改”、“人大”、“政协”、“知青”。不言而喻，“文革”也是略语。
由于汉字可以不断地创造，字又可以组合成不同的词，理论上，汉语的词汇数量可以达到难以计算的程度。但是，这些词汇，除基本词汇（如“山”、“水”、“土地”等）比较稳固外，一般词汇很敏感地反映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变化，总是处在经常变动的状态中，旧词消失了，新词又产生了。文革时期常用词汇就是最好的例子。
尽管汉语的词汇可以达到惊人的数量，而实际上，只要掌握几千个常用字，就可以应付自如。《康熙字典》所收的汉字有四万多，通用的大约有五千到八千。1988年国家发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分常用字（2500字）和次常用字（1000字）两个部分。在中国，只要读过几年书，阅读一份报纸根本不成问题。有不懂的字，猜也猜得出来。因为中国儿童从开始启蒙，就是认字。在美国，要是只认得几千个词（word），想要阅读《华尔街日报》或《纽约时报》，那是绝无可能。相比之下，汉字又显出其过人之处。
到这里，总算将这一汇编的《前言》完成了。因为“家乡网”的架构已经搭建，需要更新和增加内容。《文革常用词汇的英译》也算是原创吧。遗漏的词汇肯定不少，错误之处，请大家指正。
2012年7月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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